魏加宁：中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生命最后一刻，为什么偏偏只讲了一个基础的事情？

作者：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魏加宁

数字化时代，首先需要注意的是“数字鸿沟”。现在把官媒作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不到30%，而其余70%的人的信息来源主要来自于自媒体。信息来源不同，对形势的判断自然就会不一样。

再有就是“年龄鸿沟”，现在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8%，但是占网民的比重只有6.7%。还有一个是“城乡鸿沟”，现在网民规模的城乡比例是5.91：2.11。

第二个是“巨型分支”。《人类网络》作者马修先生有一个观点，即使大家都上网，由于同质性的作用，用中文来讲就是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就会形成“巨型分支”现象：黑人愿意跟黑人聊天，白人愿意跟白人聊天。左派愿意跟左派聊天，右派愿意跟右派聊天。穷人更愿意跟穷人聊天，富人愿意跟富人聊天。

第三个是“信息推送”。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大选那么分裂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数据推送。你喜欢共和党我就给你推共和党的信息，他喜欢民主党我就给他推民主党的信息。不同的人接受的信息不同，就会对社会产生“撕裂效应”。

第四个是“信息误导”。但是动机可能有所不同。有的人是出于善意，比如专家在解读文件精神的时候，往往是从提振投资者信心的角度选择性地进行解读。

但是也有人是恶意误导。比如前面提到的冀朝鼎的故事。再有，斯大林当年往中国灌输“阶级斗争理论”，其目的是撕裂中国社会，国共之间打的越激烈越好。

还有一种误导是为了“自保”。一些人为了“保饭碗”，但我想提醒的是，很有可能你们的饭碗保住了，但是饭没了。比如1957年“反右”以后，知识分子就不说话了，1958年看着人们瞎折腾，到1959年开始饿死人——每个人的饭碗还在，但是国家的粮食没了。所以，信息误导现象值得注意。

第五个是“信息茧房”。现在信息社会，很多人都只看自己喜欢的信息，为自己打造了一个“信息茧房”。最典型的就是微信群，新组建的微信群还可以看到不同观点的争论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分歧会越来越小，有不同意见的人，要么是自己退群了，要么是被群主踢出去了。结果是每个群里内观点高度一致，但是群与群之间严重撕裂。

还有的人即使人在国外，但看到的仍然只是“简中区”的信息，形成放大了的井底之蛙现象。现代信息社会，接触的东西还是多样化为好，太窄了是不行的！恐怕是要先博而后精，甚至还有可能精了以后还得再博。

第六个是“信息涟漪”。近年来，一个地方出什么事情以后很快就全国都知道了，甚至连国外都知道了。农业社会看重的是血缘关系，地缘关系。工业社会社会比较重视单位缘、企业缘。但是到了数字社会，更多的是看“线缘”——在线与否，“观缘”——三观是否一致。现在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从“价值投资”转向了“价值观投资”，比如ESG，“友岸外包”等等。

最后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没有民主化、法治化作为前提的话，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“逆数字化”的思潮。

首先，我都讲了几个信息不对称现象。

一是内外信息不对称，我们是封闭型的信息市场。

二是左右信息不对称，我们是单边型的信息市场。

三是上下信息不对称，我们是回音壁式的信息市场。

四是前后信息不对称，我们是循环型的信息市场。

什么是危机？危机就是暴露短板。随着市场化、全球化的发展，现在商品、资金、人员都可以自由流动了，但唯独信息不能自由流动，所以就会出现危机。

其次，现在的统计数据已经是“元宇宙”了！很多数据都是虚拟的，互相欺骗。有央企中层领导让年轻人收集一下相关数据，看看到哪个地方能够投资？

结果年轻人收集上来的各省财政状况都非常糟糕，报给中层领导以后，因为还要往高层领导报，于是中层领导就只好说干脆挑点儿好看的数字报吧！所以说，我们的数据都已经被“虚拟化”了。

再次，统计数据事关国家存亡。二战结束时，日本发生粮食危机，预计会有一千万人饿死的风险。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向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求助，请求进口450万吨粮食。但是后来只用了70万吨粮食就把粮食危机给解决了。麦克阿瑟知道以后勃然大怒，说你们怎么能够这么欺骗我们？！

吉田茂首相答复道：如果日本的统计数据是完备的，就不会有这场战争；即使有这场战争我们也不会失败。这说明，统计数据准确与否事关国家存亡。

最后，关于统计制度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当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要翻两番的时候，当时的经济学界普遍不认可，认为不可能，理由是基数太大等。唯独孙冶方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论证：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，而且有技术经济做保证，认为翻两番是可能的。

这篇文章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以后，当时的中央领导非常高兴，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孙冶方，跟他说你这篇文章写的很好。可孙冶方的回答却是：“希望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，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”。

我当年不敢相信：一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最后一次机会见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时候，我想他一定讲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，可是为什么他偏偏讲了一个最基础性的事情？

后来我才知道，为什么“三年困难时期”会饿死那么多人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58年粮食统计造假。

为什么孙冶方先生临终前要提醒中央要高度重视统计工作，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？因为孙冶方先生50年代是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，他深知我们统计制度的毛病。

2014年《财经》杂志约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统计制度改革的文章。但是很遗憾，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。数据不准确，如何正确判断形势？

最后，在统计数据不靠谱的情况下，如何通过一些民间指数来判断形势好坏？比如说，股票价格走势，汇率走势，还有裙摆指数，口红指数，出租车指数，行人走路速度，甚至摩天大厦指数等，都可以用来进行形势分析。

来源：中国企业报